文治既編《朱子大義》八卷，比年以來，教授學者，復博蒐舊藏，及見在所得紫陽學各書，繁細不捐，顯微畢燭，略得要刪之法，爰輯《紫陽學術發微》十有二卷。序曰：自黃氏勉齋臚述《朱子行狀》，朱子文孫在編《晦庵集》一百卷，《續集》五卷，《別集》七卷，厥後研朱子學者，代有傳人。然為之者鮮得要領，何哉？蓋編書之法，不外兩端，曰編年，曰分類。朱子集既無編年，朱子偶有自注年歲，亦不過十數篇。而又僅以文體分類，不以事隸屬，矧所著過多，為古來所未嘗有。故綴學之士，但覺其茫無津涯，或轉病其亂雜而無章，是豈為朱學者之咎哉！風氣未開，而董理之方未得也。

於是有裁割鱗爪，獨守偏隅者，如張氏伯大、齊氏充甫所訂《朱子讀書法》是也。其書於入門適道之序，燦然秩然，且間有為《文集》所未載者，可貴已。有攷訂事實，鑽研成編者，如王氏白田《朱子年譜》、童氏龍儔《朱子為學次第攷》是也。王氏兼詳出處學術，童氏則注重於論學，各竭其畢生之精力，俱有專長。而王氏《朱子論學切要語》與《白田草堂雜著》提要鉤深，與《年譜》並行，江河不廢矣。

有抉擇精義別樹一幟者，如張氏孝先所選之《朱子文集》、朱氏止泉之《朱子分類文選》是也。二選皆純粹，而不宜於初學。有以古文義法作選目標準者，如朱氏竹垞之《朱文公文鈔》、周氏大璋之《朱子古文讀本》、杜氏庭珠之《朱子文鈔》是也。朱氏選本，獨取有關時事感奮激烈之作。周、杜二書，則皆以南豐為先河，紫陽為後海者也。有自出己意以區類者，如邱氏瓊山之《朱子學的》、龍氏曉崖之《朱子講學輯要》是也。邱氏稍優於龍氏，而妄擬《論語》，皆蕪雜而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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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輯拾朱子語以疏釋經義者，如陳氏鏦《朱子文集纂》是也。其書類《四書大全》，義理亦泛而雜，有精心評鷺，而不免門戶之見者，如陳氏清瀾之《學蔀通辨》、程啟暾《閑闢錄》、陸氏稼書之《讀朱隨筆》《三魚堂集》是也。陸氏畢生治朱學，精密無倫，於三家中尤為傑出。然微病其專闢異己，盡有餘之言。夫孟子之道，本於性善，知言、養氣，其功豈僅距楊、墨、告子而已乎？

又有集大成挈要旨以成書者，如陸氏桴亭之《儒宗理要》、孫氏夏峯之《理學宗傳》、劉氏蕺山之《聖學宗要》、黃氏梨洲之《晦翁學案》、李氏榕村之《朱子全書》、朱氏止泉之《宗朱要法》是也。李氏書最繁，劉、朱二家極簡，陸、孫、黃三家得其中；然皆注重躬行，不貴徒騰口說，胡可幾也！又有殫精私淑，口誦心維，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者，其惟朱氏止泉之《聖學攷略》、秦氏定叟之《紫陽大指》、夏氏弢甫之《述朱質疑》乎！秦氏書較遜於朱、夏。顧文治編輯此書，雖綱絡羣言，然實本此三家，以為準則也。

此外廣論朱學者，宋元而降，有若吳草廬、薛敬軒、羅整庵、胡敬齋、高景逸諸人。近代有若顧亭林、呂晚村、江慎修、章實齋、唐鏡海、倭艮峯、劉虞卿、曾滌生、羅羅山、吳竹如諸人，雖所見偏全不同，要皆粹然壹出於正。而陳蘭甫《東塾讀書記》之論朱子，不獨用攷據法述義理，兼採近世新學，傅翼而闡揚之，聖賢之道，恢恢乎無所不包，豈非然哉！《禮記•中庸》篇贊仲尼之大，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禮運》篇贊大順之治，曰：“深而通，茂而又間，連而不相及，順而不相害。”造化之行，一陰一陽，宇宙之合，一虛一實。教也者，民之寒暑也；事也者，民之風雨也。在提倡宗風者斡維之而已矣。

朱子之於象山也，高明沈潛，虛實相濟，舊學新知，相觀而善，琢磨同在一室，巧力各有千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連而不相及。而彼入主出奴者，呶呶於黨同伐異之私，顧不陋哉！明王氏陽明編《朱子晚年定論》，攷其年歲，大都在己丑悟道以後，故多涵養精微之論，而說者以為顛倒早晚，並宇宙間虛實之理而不能辨，顧不隘哉！抑如張氏陽和《朱子摘編》採自然恬適之文，亦豈可厚非耶？

若夫永嘉、永康學派之分支也，朱子對於士龍執後進之禮，無論矣。如呂子約之襄輯《士禮通解》，氣節屹然，亦未嘗不欽重其為人，特以其徒喜攻乙籍，恐其心麤而氣浮，故常貽書誥誡之，而子約亦留心於存養、克己之方，是永嘉派固在朱子陶鎔之列者也。至於止齋、水心，講求經制，書札往還，各相師而不相非，和而不同，君子之道，固宜爾也。東萊既歿，永康之燄遂熾。龍川天資豪邁，朱子深加器重，力斥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引而進之於道。而龍川始終跅跎於歧途，且痛詆朱子，以為空談性命，學無實用；不知南宋時若無朱子，則秦檜之徒，將接跡於天下，而如文文山、謝疊山、陸秀夫、張世傑諸賢，又烏能聞風興起，造就其爭光日月之節哉！而朱子對於永康派教誨諄諄，苦言不懈，是永康派亦未嘗不在朱子達材之列者也。天之生聖賢豪傑也，必有以拂亂而挫折之，非特其生前為然，即身後之名，亦往往時顯而時晦。孔孟且然，遑論餘子？

朱子立朝之時，排擊之者林栗、韓侂胄、胡綋、沈繼祖、余嚞是也。不謂數百年後，好古如毛大可，精博如戴東原，閎通如焦禮堂，亦復挾其勝心，詆毀之不遺餘力，且必欲掃除理學而後快。夫“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之言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孟子之言也。“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古禮家之言也。天理外之人情，非人情也。若必徇情而滅理，則古聖賢之辭，皆為謬妄矣。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苟出其言不善，則人心世道皆因之偏激而失中，馴至於不可收拾。此章氏實齋、夏氏弢甫輩所為欷歔而太息者也。

文治自弱冠以迄艾耆，竊嘗尚論先儒言行，以為必平心而攷其世，實事而求其是，惟通其道而後能論其道，惟知其心而後能原其心。故凡論學之中正和平者，必其人之出於忠恕者也；凡論學之叫囂隳突者，必其人之工於忌克者也。和而不同，同而不和，心術之分，於是可見，而紫陽學術之本原，更有握要以述之者。昔先聖贊《易》曰：“《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此朱子悟未發、已發之宗旨也。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是朱子體用本末、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本原也。

聖門家法，道德學問，功業文章，務在一以貫之；漢、唐後能實踐此詣者，蓋朱子一人而已爾。斯道至大，來者無窮，比聞遐方殊域，且有能為朱子學者。東海，西海，南海，北海，心理固無不同。此書一出，儻有人引而伸之，斠而正之，迻而譯之，發揚而光大之，則紫陽氏之絕學，雖百世常新可也。時在紫陽八百歲周攬揆之辰，私淑弟子唐文治謹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