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流氓阶层是如何发展演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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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暗线

《无籍之徒：中国流氓的变迁》陈宝良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汉朝开国君主刘邦，少年时“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无赖，不能治产业”，到了壮年，才在好友的帮衬下做了一个小小的亭长。在史书上我们能看到，刘邦不事生产不读诗书，贪酒好色，成天与好友们鬼混，是个不折不扣的乡村“二流子”。

人们常把楚汉之争看作是流氓与贵族之间的争斗，典型的例子是项羽临阵之前绑刘邦父亲作为要挟，刘邦却说：咱俩是兄弟，我爹就是你爹，你要吃你爹的话煮熟了分我一碗肉汤。刘邦的无赖性格让项羽无可奈何。而后，刘邦单方面撕毁合约，最终击败了项羽，建立起了大汉王朝。可以说刘邦的无赖特质，贯穿着他的一生，并为他争夺天下奠定了基础。

很多历史人物都多少沾有流氓习气，他们的经历也使得流氓习气成为一种成事态度。看他们的行为，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向来以礼仪、文化而著称的中华文明，背后却有着另一套做人处世的规则？流氓是怎样诞生的又是怎样发展的？历朝历代的流氓是如何演变的？现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的陈宝良，用一本《无籍之徒：中国流氓的变迁》系统阐述中国历史上流氓阶层的变化及其特性。

这本书原名叫《中国流氓史》，是中国第一部以流氓阶层为核心讲述这一阶层历史变化的著作。书中有两大核心问题，一个是流氓政治，一个是流氓文化，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流氓意识一直在向政治与文化领域中渗透。

晚清《点石斋画报》中的小流氓

晚清《神州画报》流氓当路行劫

“成事”的隐性规则

中华文化中一直有条暗线，那就是“成事的规矩”——在显性礼仪文化的背后，一套做事成事的方法成为人们效仿的隐性规则。而所谓“流氓文化”就在这隐性规则之中。如刘邦以其痞劣的性格成为开元帝王，在奉行礼法的社会规则中，流氓那种无视礼法的强势行为，确实能够击中儒家制度之下的弱点。

儒家礼法过高信任善的力量，却对恶无可奈何，而那些经历过恶洗礼的人，办事之中更加信任恶的力量。刘邦这种带有强烈流氓习气的人，以流氓式的作风成就了帝王之业，这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榜样的作用一传十，十传百，由此开始了“流氓意识”的渗透。

后世的文人士大夫，在成王败寇的意识形态主导下，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行事过分”，总能用结果给这种不齿的行为解释出高大上的前提。

作者眼中，不管是刘备还是赵匡胤，都有某种儒家君子掩藏下的流氓无赖行为。

比如，刘备就其出身而言，可归为汉代流氓一类，在很多民间地方小戏中，刘备的形象是个无赖汉，在酒店赖账、偷酒吃，在桃园三结义中，凭着好口才反而做了老大。这种民间戏文虽是农民的创造，但并非凭空捏造。史书上记载：“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这确是一副不事生产的闲散模样，也正因他好交际、有领袖之气，才能从商人那里获得人生第一桶金。刘备的很多行为，比如入蜀后赖着不走，到夺取蜀地，在一些人眼中就是“流氓行为”。刘备的行为被藏在匡扶汉室的背后，这就是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再比如，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夺权有两个重点事件，一是陈桥兵变，一是杯酒释兵权。但细想，这无一不是流氓的无赖行径。所谓“黄袍加身”就是与相熟的哥们儿战友，按前朝的剧本复制了一幕，大家都心知肚明，陪着赵匡胤把不合法的事弄得合法，把篡位者包装成一个受害者。令人交口称赞的权谋“杯酒释兵权”与其说是高端的政治手腕，倒不如说是赵匡胤在耍无赖，反正大家都被扣了，答应交兵权就荣华富贵，不答应就这么扣着你，想走没门，但又不能当面撕破脸——作者在书中则以常人所忽视的史料细节，将藏于中华文化中的流氓意识揪了出来。

《水浒传》里的无赖

在古代中国，人们或许对宋代流氓印象尤为深刻，一方面宋代的城市经济发展、人口膨胀，商业社会增加了城市闲散人员的数量；另一方面，诸如《水浒传》等民间文艺作品，加深了人们对于泼皮无赖的印象。比如作为《水浒传》中第一大反派的高俅，本就是街头泼皮出身，还有镇关西、牛二、蒋门神、高衙内等角色，无不加深了人们对宋代流氓的印象。

商业发达的宋代社会，很多大臣、士大夫虽然身居要职，但是难以约束自己的家人，尤其是二代子弟，常因堕落而被称为“不肖子”。这些养尊处优的纨绔子弟，不但不学习还甘与市井无赖为伍，飞鹰走狗，斗鸡赌钱。比如《水浒传》中的高衙内，整日无所事事，带着些纨绔无赖的酒肉朋友玩乐挑事，地方官员不敢管，只能任由其胡作非为，甚至助其胡作非为还能加官晋爵得到重用。这使得这一类官宦子弟，成为坊间无赖的攀附对象。

从社会阶层分析，宋代的城市发展造就了农村劳动人口的分化，土地兼并产生了懒于老实种地的人成为闲散人员，这些游手好闲之徒成为城市流氓的一大来源。这些人或动武用强，靠讹诈谋生，或巧施诡计，靠欺骗度日，或依附于达官贵族、纨绔子弟，成为他们豢养的闲杂“打手”。

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京师有位富家公子喜欢看弄影戏，每到斩关羽一场都不禁为之落泪。有次，影戏者对他说，关羽是古时猛将，现在戏中斩他，他的鬼魂会出来作祟，应该请酒肉祭他。这位富家子照办，出酒肉之钱，银器数十，待演至关羽被斩时，摆上祭品祭拜关羽。附近大批无赖聚在一起祭拜，之后分食祭品，后无赖又施展花言巧语怂恿富家子把银器分给大家。宋代市井游散的无赖、闲人很多，而且他们非常容易聚集在士族不肖子的周围，成为团体。

宋人王伦本是市井无赖，四十岁时还混迹街头。靖康之变时，开封失守，宋钦宗登宣德门，京城百姓喧呼不已，一片骚乱。趁此时机王伦仗着流氓厚脸皮的习气，趁机来到钦宗面前，说他有能力将混乱的百姓弹压下去，宋钦宗就将身边的夏国宝剑赐给王伦，让他来办。但王伦得寸进尺，提到自己无官无职没办法去弹压，于是自吹自擂推荐自己，钦宗无奈，只好在纸上写“王伦可除兵部侍郎”。王伦带着一帮无赖，用打人、威胁、碰瓷等“黑社会”招式平息了骚乱。

这种离奇的故事，确有其土壤，围绕在坊间的无赖，对财富权势的靠拢，使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而这些在他人面前吹嘘的经历，虚荣营造的谈资，又成为新无赖口中的传奇。

流氓的“专业化”

明中叶后，江南经济富庶地区出现了一大批“专业化”的流氓，如靠嘴吃饭的诉棍和靠武力吃饭的打手，其中又以专职打手对百姓危害更深。这些不良之徒结党成群，凌弱暴寡，专欺负弱小，常因为与人发生口角就密谋放火杀人。在一些村落中，每遇风起，就要预防无赖放火，家家都很紧张。这些人组成了“打行”，专门替人催债、护院，充当乡绅不法的马前卒。

打行的出现与明朝社会环境密不可分。明朝承平日久，人口增多，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为了维持生计，干些体力活加入打行。嘉靖以后，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明政府招募武勇来平倭，这样一些闲散人员就进入了职业化的发展中。这些人从武勇行伍中退下来，自行组织，就成为地方的打行。

这些打行人员的“职业精神”并不只是体现在有组织有纪律上，甚至开始出现标准化培训的职业技能。打行人员打人，并非普通无赖那般无章法一拥而上，而是有内部相传的独特秘籍。他们打人可做到精准，胸、肋、下腹、腰背都有不同的攻击方式，可以做到让被打者定期死亡，可三月、五月、半年甚至一年以后再死，一般不会出差错。这种方式，既能置人于死地，又能免除自己的人命官司。

打行人员有的是方法来免除自己的嫌疑，如果某人与他人有仇，可以暗中贿赂打行中人，约好某一天去故意挑事。只要怨家敢起而反抗，打行中人就会找各种借口起来群殴。然后他们互相作证，诬陷怨家先动手，再讹诈他一笔钱财。很少有人能忍住火气来面对这些无赖的挑衅，往往都会中了他们的圈套。

打行更多的还是成为乡绅的鹰犬，有着固定的“营生”。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在家乡松江是一位为富不仁的豪宦，从史料中看他利用地痞无赖作为横行的爪牙，更是雇佣打行中人肆行诈害，为祸乡里。后董其昌因实在太过分引出民变后，他又召集打行百余人为他看家护院防御百姓，将这些专业流氓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打行中人也有攀附到政治上的例子，南明时期，阉党余孽想要参加进朝廷的活动中，为了报复那些与他们作对的大臣，阉党雇用了众多打手，偷袭大臣及其同僚家属。这些打手倒掀起不了多少动静，但却是能恶心人，让正直的大臣们很糟心。大臣们不得不找力士们与之对抗，力士手持白棒，大白天在街上寻找打行中人，见到就打。这也使得那些守礼奉公的大臣们也不得不用无赖的招数来保证自己的安全。明朝时期，流氓、无赖开始逐渐向职业化发展，填补城市发展中的灰色地带。

流氓是社会过剩的劳动阶级，也是侠客堕落的产物，是社会上暴力性力量的一部分。书中对流氓的流变和各阶段的发展有着深入研究。这一阶层始终伴随着中国社会，是人们不愿意提，但却又影响至深的一个阶层。看过这本书后，读者或许会恍然大悟：在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中，流氓意识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原标题：《无籍之徒》：从流氓的变迁，寻找中国历史文化的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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